在位于遵义的贵州省地矿局一0六地质队陈列室的照片栏上，我极力地在寻找，希望能看见父亲的身影，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希望很渺茫。因为父亲在多年以前就带着我离开了一0六队，那时的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倒还因为工作原因前几年回来过一次，他想寻找当年居住的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条件下居住的工棚（人们称为“牛毛毡房子”）早已不在。而我，却是一直未涉足，这一脚踏进来时，我已是36岁了。

来一0六队是因为工作原因，《杜鹃花》2019年冬刊在局遵义片区编稿，由一0六队牵头，我作为改稿人员之一来到了这里。《杜鹃花》是局的文学刊物。巧的是，《杜鹃花》创刊于1984年的秋天，而我正好也是1984年的秋天生的。和《杜鹃花》同岁的我，这次因为文学，又到了我出生的地方，从个人感情上来讲，很激动和兴奋，我觉得山不转水转，一切似乎早有安排。文学，让我从故乡走到了故乡。诗言志，诗缘情，很多感情，本想写一首诗来表达，但是，跨越两个世纪，从乌蒙山到大娄山的这些故事，诗，又怎么说得清楚。

说到乌蒙山与大娄山，贵州的地质队员尤其是年长一点的地质队员，记忆是十分深刻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黔西北地质队就驻在乌蒙山深处的水城（当时属毕节）大河边，很多地质队员就战斗在黔西北这块热土上，后来分流的多数又到了大娄山腹地遵义地区的各地质队。很多地质第二代、第三代，有的出生于大河边，有的出生于前往大河边的前夕，有的出生在前往大河边的途中。在他们的口中，可能已说不出其他太多水城地区的小地名，而大河边这个名字，真如一条奔腾的大河，在他们心中川流不息，不舍昼夜。这个名字过于深刻，以至于大家不说黔西北地质队历史沿革的名称和番号，统称为“大河边队”。

《杜鹃花》前任主编、顾问欧德琳先生就是在前往大河边的途中出生的。我和他有类似的经历，他的母亲是一0 六队的，因为工作原因随欧先生父亲前往大河边。五十年代，滇黔铁路还未贯通，磅礴乌蒙，从遵义乘解放牌汽车到大河边，竟要三天三夜，冷暖艰辛，欧先生比我更有体会。欧先生说，一0 六队是他的“母队”，这话是相对于我来说的，从一0 六队走出的是他的母亲，从一0 六队走出的是我父亲，在这样的逻辑下，一0 六队也就是我的“父队”了。

一0 六队的发展情况一直很好，在全局前列。据我们队管物业基地这一块的老同事说，很多年前，他们与一0 六队的物业基地的同事在一起交流过。一0 六队的同事老抱怨他们队职工家属养狗的人很多，养狗对于一个生活基地的环境来说是有一些麻烦的。而当我们养狗的人多起来，有同样烦恼的时候，一0 六队又在为日渐增加的车辆烦恼。我对衡量一个地质队的经济发展是否良好，没有太多概念，但是在很多人温饱还成问题的时候，一0 六队有很多职工家属养狗，当大家温饱问题刚解决的时候，一0 六队已经在操心停车位了，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

《杜鹃花》冬刊编稿期间，在一0六队举行了一场和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文联的座谈交流会，有两个地方我印象很深刻。一是遵义市的李东琳先生说，他曾经就在黔西北的赫章县长大，就住在驻赫章的一一三队旁边，从小就见识地质队员的工作生活，和地质队员的孩子玩耍，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后来随父母到遵义定居，地质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还专门写过怀念那段时间生活的文章《赫章二三事》。一一三地质队，正是刚才提到的大河边队几经分、合之后组建的，和遵义的一0二地质队同根同源，是一对姊妹队。

另外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座谈中遵义市的张本光先生说，遵义市的市花就是杜鹃花，严格说来，遵义市人大通过命名的市花是映山红，杜鹃花花开十色，映山红是最红最艳的一种。这次冬刊编稿，竟有这么多的缘分和巧合。这季刊物，是2019年的结束，然而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冬天来了，春天已不再远，离杜鹃花盛开的日子已不再远，那时，又是那从大娄山到乌蒙山的杜鹃花，开得烂漫的时节。

（作者单位：113地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