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魏家庸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地质局科技情报室收集国外汞矿研究的最新成果，请他翻译苏联的一篇约2000字的研究汞矿的俄文资料；编辑先生请我校稿。我把原文和译文对照着看了好几遍，其工整的书写，信达雅的译文，要在其中找到一处不妥的地方都非常困难。这使我由衷敬佩，慨叹译者高深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在局里的统战座谈会（他是无党派代表人士）、三叠纪地质公园研讨会等场合有过接触，并且在撰写局史中科技史的文献收集中，在科技人员的口传赞赏中，渐渐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总的感觉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博学慎思、成果丰硕、淡泊名利的学者，脑子里时刻都在追寻着大自然的奥秘。

                                     专业工作的经历 

    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由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类专业师生和西北大学地质系的46名学生组建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魏家庸满怀青春的激情考取了这所新的大学。由于品学兼优，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期间曾被选入留苏预备班，专修了一年俄语，但因故后来未能出国。195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贵州省地质局工作；1957年11月 — 1959年3月，在贵州省地质局大河边队劳动锻炼，任钻工、钻机班长；1959年3月～1995年10月，一直在贵州省地质局（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现已更名为贵州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工作。

    那时，贵州省地质局是中央驻黔单位，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是负责全省的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单位。50多年里，填绘了全省的1︰20万地质图、矿产图，在贵州地层、古生物、岩石、地质构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纂了贵州省区域地质志、地质志、矿产志，为指导贵州国民经济规划和建设、地质找矿、发展地质科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贵州沉积岩王国、喀斯特王国和古生物王国的基础。有一位诗人赞扬贵州区域地质调查大队，说“这里藏龙卧虎”，就是指魏家庸等地质队员。

在区调大队工作期间：1959～1987年历任地质员、分队技术负责、大队副技术负责、大队长等职；1987—1990年任地质矿产部“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沉积岩区区域地质调查方法研究课题组长；1988年参加地质矿产部代表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考察沉积盖层填图，任代表团团长；1991 — 1995年任地质矿产部重大基础地质研究项目──全国多重地层划分对比研究项目办公室专家；指导和参与了全国特别是贵州省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1995年10月退休。退休后仍然和国际地质学家一起合作研究大贵州滩，一直活跃在地球科学的前沿。

                                       情系大贵州滩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经刘宝珺院士介绍，贵州省地质局同意，由魏家庸和贵州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的多位年轻地质专家（喻羑艺、肖加飞、王红梅、罗永明等），开始同国际著名碳酸盐沉积地质学家、美国堪萨斯大学的Paul Enos教授（美国地质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建立了贵州三叠纪地质-古生物的合作研究项目。

    贵州省不仅保存着全球最壮观、完美的三叠纪大型碳酸盐岩台地，以及与之相伴的、挺拔高耸于水深两千多米的次深海盆地内的孤立碳酸盐岩台地（大贵滩），而且还蕴藏着极其丰富多彩的三叠纪海生爬行类与无脊椎动物化石，科学研究价值极高，在全球范围内可谓得天独厚。因此，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三一大学、加拿大地质研究所等单位的教授、研究生，甚至高年级大学生，相继参与了合作研究。

    在此基础上，1998年 D.Lehrmann,魏家庸，P.Enos在国际重点学术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将位于中国贵州南部罗甸—平塘一带、二叠系—三叠系界线附近的一套连续的发育完整的碳酸盐岩台地，正式命名了“大贵州滩”。紧接着又在“大贵州滩”上取得了全球最连续、完整的早三叠—晚三叠世初期磁性地层、牙形石生物地层、碳同位素地层、早—中三叠世地层分界的火山灰年龄测定、二叠纪末生物灭绝后三叠纪生物复苏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国际三叠纪地质-古生物研究提供了多学科、高分辨率的年代对比依据。其中的碳同位素地层研究成果，于2004年7月23日由美、中、加科学家联名（Payne, J. L., Lehrmann, D. J., Wei Jiayong, Orchard, M. P., Schrag, D. P., Knoll, A. H.,），以《二叠纪末生物灭绝后复苏过程中的碳循环扰动》（Large Perturbations of the Carbon Cycle During Recovery from the End-Permian Extinction.）为题，在世界权威刊物——美国《科学》周刊（ 2004, Science, v. 23, 305(5683):506—509）发表。该成果分析了大贵州滩早—中三叠世(距今2.5～2.3亿年) 碳酸盐地层中记录的碳同位素组成变化和生物复苏特点。结果发现该地区早三叠世碳同位素出现异常频繁、剧烈地正、负向偏移，而至中三叠世最初期，上述偏移突然结束，之后碳同位素变化很小。二叠纪末生物灭绝事件之后，大贵州滩地区在早三叠世表现为蓝菌（地球上最原始、低等的微生物）、小个体软体动物和有孔虫占统治地位、品种单调的海洋生物群；而到了中三叠世生物多样性和数量开始迅速增多，显示出生物复苏加速的特点。这与世界其他地区三叠纪生物复苏的研究结果也相一致。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出早—中三叠世碳循环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这也与新元古末—寒武纪初(约5.4亿年前) 碳循环与生物多样性特点相一致，表明碳同位素异常扰动与生物复苏缓滞、碳同位素长期稳定与生物复苏加剧相对应。证明上述成果确实代表了早―中三叠世全球性碳同位素组成特征，具有全球意义。这项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六次重大的生物灭绝事件，其中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那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其结果导致超过90%的海底生物在短时间内灭绝，只剩下少量低级的生物。此后在三叠纪，这些生物通过至少400万年的时间才逐渐复苏，并在整个世界逐渐繁荣。长期以来，地质学家们都在寻找导致这次生物灭绝事件的原因，努力解答此后生命的复苏过程何以如此漫长。而隐藏在地球某些角落的地质标本就成了他们索求“密码”的“藏宝图”。 “大贵州滩”就是这种“角落”，被国际地质学界誉为“研究三叠纪的宝地”。这一区域集中展示了二叠纪到三叠纪地质变化和生命演化的过程。

    经过多年的地质科学考察研究，魏家庸及其合作者对“大贵州滩”的探索表明：“大贵州滩”是高耸于次生海盆地内(海水深约2000m左右)的一个孤立浅海石灰岩台地（台顶一般水深约数米～数十米）。这里二叠纪末—三叠纪地层出露非常好，二叠纪末生物集群灭绝的记录极其清楚，其后立即出现的、极度单一的微生物沉积——蓝菌石灰岩，是研究生物集群灭绝前因后果的主要对象，目前仅见于世界上少数地点。国际学术界认为：“大贵州滩”是全球研究二叠纪末生物集群绝灭、三叠纪生物复苏最理想的地区之一；而且所属区域喀斯特地貌多姿多彩、壮丽秀美，是建立国家公园或地质公园的理想地区。

                                  建议创建贵州三叠纪世界地质公园   

    综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魏家庸先生指出，贵州三叠纪地质—古生物遗迹景观资源的特点是拥有六个世界之最:(1）全球最宏伟、演化历史记录最详尽的三叠纪浅海—次深海过渡带;(2)全球保存最系统全面的三叠纪海陆变迁遗迹景观；（3）全球保存最好，研究程度最高的三叠纪孤立碳酸盐岩台地——大贵州滩；（4）全球最丰富多彩的三叠纪海生爬行类—海百合化石群（5）全球最早、最大的三叠纪管壳石（Tubiphytes）生物礁；(6)全球最好的早三叠世深水遗迹化石群。他强调说：“这些遗迹景观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应加以保护并据此创建贵州三叠纪世界地质公园。”

                                               魏家庸和丹 · 莱尔曼（Daniel Lehrmann）在大贵州滩考察，

                                      寻找二亿五千万年前二叠纪末期 地球历史上最大一次生物灭绝和三

                                           叠纪生物复苏的遗迹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