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眸那一段历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庆典。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长河中，贵州这片神奇的喀斯特高原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有着水乳交融、骨肉相连、魂魄一体的血脉关系。

从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来说，有出生于贵州荔波的邓恩铭，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之一，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是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出生于贵州安顺的王若飞，他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杰出的共产主义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出生于贵州铜仁的周逸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贺龙元帅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曾任红二军团政委；有出生于贵州思南的旷继勋，曾任红6军、红4军、红25军等多个红军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们四位都是国家认定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还有出生于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林青，他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

贵州高原不仅走出了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旷继勋、林青等一批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贵州这片喀斯特高原还是党指挥枪，战胜敌人与困难，不断走向胜利的转折福地。

从1930年4月，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红七军、红八军转战桂黔山区，红七军过荔波板寨村，攻占榕江，红八军一纵队到望谟蔗香休整；到1930年10月26日，红七军和红八军一纵队在桂黔边界的乐业县城胜利会师，挥戈北上，奔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34年5月红三军一进贵州沿河，召开重要的枫香溪会议，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10月24日与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到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贵州江口，奇袭鸭池河，召开黔西会议，建立黔大毕根据地，开展乌蒙山回旋战；到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离开贵州盘县，从云南渡过金沙江，踏上与红一、四方面局会师的征程。从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湖南通道转兵，攻占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强度乌江、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到1936年4月底，中央红军调出滇军、离开贵州，巧渡金沙江，北上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喀斯特群山中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些奇迹由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关键决策和突破乌江、两占遵义、四渡赤水、乌蒙山回旋、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重要战役组成。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实现了伟大转折，走向成熟；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走上领导岗位，指引革命的航向；红军的军号声在这里更加嘹亮，从胜利走向胜利；书写了红军长征文化的不朽篇章！

是的，在那风雨如磐的长征途中，中国革命的红旗、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在贵州高原的苗岭、梵净山、大娄山、

乌蒙山，猎猎迎风，招展过关。党魂、军魂、高原魂在这里天人合一，融为了一体。

二、梵净山、苗岭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师

在此，我们仅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长征的足迹为例，从喀斯特军事地质学的全新角度，对党领导下的红军善于利用喀斯特山地创造战争奇迹的历史往事，作一次别开生面的回溯。

从最新的卫星图片上，纵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红色革命活动，一条条红色轨迹、一片片红色区域构成了一张几乎覆盖整个贵州高原东部和西部的红色网络，这张红色网络在演绎红二、六军团英雄故事的同时，竟又透射出喀斯特军事地质学的科学秘密。也许，这正是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年之际，我们重走长征路的独特发现。

喀斯特是一种地理地貌类型，也是一种重要的地质生态环境，从军事上来说，喀斯特又是一种特殊的行军作战地形与绿色屏障。

孙子曰：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意为：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曰隘；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曰险；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曰远形。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的地形六论，在红军转战贵州高原的喀斯特军事地质学作战案例中，几乎可以找到全部经典战例。世界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军事巨著《战争论》中，对军事地理环境与作战地形选择，也有若干专论的篇章。

贵州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体的高原山地。在全省17.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喀斯特分布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横亘于贵州高原中部的苗岭、西部的乌蒙山脉是我国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喀斯特地层集中分布的区域。

贵州高原地处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与西北利亚寒冷气流的交风带，气候湿润，降雨丰沛，喀斯特溶蚀强烈，峡谷、峰丛高差大、切割深，气候垂直分带明显，植被与生物种群丰富，乡镇村寨星罗棋布，构成千上万岭、千沟万壑的复杂地形。因而，贵州素有“天无三晴、地无三里平”之称。

贵州高原这样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对于八十年前处于敌强我弱严峻状态的红军来说，无疑是地利之优，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上，喀斯特山区也是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战略战术最好的用武之地。毛泽东主席曾以诗的形式，对高原喀斯特峡谷峰丛地貌景观深深感叹道（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我们知道，在我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早期，经历过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唯有毛泽东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利用罗霄山脉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战，才保留了我党工农武装的火种，革命的枪杆子打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权。

然而，在王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军事路线出现了重大失误，不是冒险夺取大城市，就是教条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导致了红军的重大损失与伤亡，丧失了大片革命根据地。

从军事地质学角度分析，江西属丘陵地貌区域，地形平缓起伏，易攻难守。以当时红军有限的力量与装备，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阵地战、防御战；同时，在国民党堡垒主义战术的重重围困下，红军在江西已不具备开展运动战、迂回战所必需的战略纵深。因而，红军突围和实行战略转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失去了先机与地利，中央红军最后的被动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十分深刻。

在中央红军为保卫中央苏区而与国民党展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时候，贺龙、关向应、夏曦所率领的由红二军团改编的红三军，撤离了不便开展运动战、游击战的洪湖根据地，转移到了梵净山地区。

梵净山位于湘黔边境，系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2494米。方圆五百多平方公里，全境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坡陡谷深，群峰高耸；溪流纵横，飞瀑悬泻，水系发育；古老地质形成的特殊地质结构，塑造了它千姿百态、峥嵘奇伟的山岳地貌。

这时，红三军虽然已与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但是在贺龙、关向应等坚定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红三军克服重重困难，在湘黔边境山区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取得一个又一个作战胜利。

1934年6月1日，红三军占领了贵州省沿河县城，以滔滔乌江、巍巍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打开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红三军通过收编地方武装“神兵”、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主张，在很短时间内，就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酉阳、秀山五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及六十七个乡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四千多人的红色赤卫队，为农民分土地、实行了土地革命，两千多贫苦农民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八十二年后，当我拜访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会场——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时，那虽然老旧却依然挺立的会议旧址，此刻似乎正在对我诉说那一段峥嵘的岁月：当时的成立大会有135人参加，大家讨论并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农村工人保护、关于工农武装问题、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关于肃反问题、关于苗族问题等六项会议决议。这一历史时刻凝结在：1934年7月21日至22日。

黔东革命根据地也称黔东特区，当时控制的区域纵横200余里，人口达十余万。红三军在这里如鱼得水，似鸟归林。在那个国民党反共、剿共的白色恐怖时代，黔东革命根据地在贵州高原上透出了一片革命事业的亮色与希望。

这片亮色与希望，不但使国民党感到惊慌，更引起了千里之外的正与国民党军队苦斗的中央苏区的惊喜与重视，于是，便有了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西进探路、寻找红二军团的重大而英明的决策。

红六军团的根据地原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地区，因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影响，红六军团在湘赣根据地的活动空间已被严重压缩，失去回旋作战的余地，进行突围，转移到外线作战势在必行。

党中央从中国革命战略全局出发，在时任中央“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红六军团率先行动，告别战斗多年的湘赣根据地，九千六百多只“下山猛虎”，离开罗霄山脉，向西而去，承担了为中央红军战略突围秘密探路的重要使命。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带领下，从湘赣根据地出发，一路昼伏夜行，择路而行：或突袭、或穿插、或迂回，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大部队正面冲突。

1934年9月20日，红六军团在取得一场歼敌五百余人的伏击胜利后，进入了贵州的苗岭山区。

苗岭是中国南方两大水系：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横亘于贵州东南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处于苗岭东段海拔2179 米，由元古代浅变质岩组成断块山和下古生代白云岩组成层峦叠嶂的侵蚀地貌与喀斯特地貌。这里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属亚热带湿润山区，交通极为不便。

红六军团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在行军作战中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次作战中，萧克将军在黄平县旧州的法国教堂找到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如获至宝，请传教士薄复礼翻译成中文，才改变了后来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

红六军团不愧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的带领下，红六军团利用雷公山、福鼎山、清水江、舞阳河等喀斯特屏障和峡谷通道，通过剑河大广突破战、石阡甘溪遭遇战、困牛山掩护战、佛鼎山迂回战等一系列恶战，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关向应、夏曦所带领的红三军，在黔东根据地印江县的木黄镇胜利会师，从此，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大主力部队——红二、六军团共同作战的历史新篇章。

1934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要活动在贵州东部的梵净山区与苗岭山区，两军利用特殊的地形地貌，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英勇战斗，最终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目的。木黄会师，不仅使红六军团找到了战略落脚地，也使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三军结束孤立作战的状态，找到组织，重新回到了党中央温暖的怀抱，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

来到木黄会师纪念地，那一棵高大、古老而苍翠的会师柏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们抵达的这一天，正好雨后初晴，会师柏显得格外有精神。在她及人高的粗壮枝丫上，挂满了人们祭献的红布带。尽管文物部门的告示上写明要爱护文物，却难以阻止人们心中的崇敬与冲动。是的，这一棵千年古柏，如今已被当地的老百姓尊为了神树。

然而，我们的激动远不止于此。

从地质构造来看，木黄镇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断层，形成了喀斯特山间谷地。在谷地最狭窄处，有两座拔地而起的喀斯特山峰。北边的山，当地人称情场坪，其势如一条出水之龙；南面的山，当地人叫三甲坡，其形似一尊生风之虎。

这两座形如龙虎的喀斯特山峰，隔谷相望，近在咫尺，欲迎欲拥，会师柏恰好就挺立在这两个山峰的中间。

此情此景，令人大为惊异：不知当年红二、六军团选择在这样的地方会师，是一种机缘的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

于是，我有意采访了当地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

老人告诉我，当年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从北边的情场坪（龙山）过来，先到会师柏；萧克带领的红六军团从南面的三甲坡（虎山）过来，后到会师柏。贺龙的队伍穿得整齐一些，肖克的队伍穿得破旧一些。我想，这也应该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老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猜想。我由此大胆而浪漫地这样描绘：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两支龙虎之师在颇具吉祥之意的风水宝地的聚会，既有人愿，也有天意。很显然，红三军来自洪湖，由贺龙率领，是出水的一群蛟龙；红六军团来自井冈山，由萧克率领，是一群下山的猛虎。这龙虎相逢的群英会，不正是中国革命力量经受考验、劫后余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象征吗！

笔者不由为此发现而暗自得意。

言归正传。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胜利会师，其意义远远大于1+1=2的军事效应。喀斯特军事地质学的价值，在红二、六军团的会师过程中，显示了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开辟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并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便很快留下黔东独立师，转移到湘鄂边境活动，吸引了大批国民党精锐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

在湘西、鄂东历经一年多的迂回运动作战，1935年11月19日，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的领导下，红二六军团2万多人从湖南桑植突围，摆脱国民党130多个团的围剿，于1936年1月再次进入贵州江口、石阡一带，并召开了重要的“石阡会议”，决定深入乌江以西、长江以南进入乌蒙山腹地，在贵州西部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乌蒙山与黔大毕革命根据地

1936年2月2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鸭池河，攻占黔西，拉开了“大乌蒙山回旋战”的序幕。

乌蒙山是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上主要山脉之一，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50公里，平均海拔约2080米，乌蒙山主峰韭菜坪位于贵州六盘水和赫章县交界地区，海拔2900米，为贵州最高峰，有贵州屋脊之称。

乌蒙山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腹地总面积达近400平方公里，大部分由上古生界的石灰岩组成，山间多盆地和深切谷地。喀斯特地貌发育，残丘峰林、溶蚀洼地、石灰岩溶蚀盆地、灰岩槽状谷地及溶洞、地下河等广布。有牛栏江、小江、横江、普渡河、南盘江和北盘江等河流呈放射状分布，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当地民众生活贫苦。

1936年2月5日，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县，召开了“黔西会议”，作出了在黔、大、毕地区建立“川滇黔新苏区”的决定。并于2月8日在大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兼任主席。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红二、六军团第一个践行了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的扩大会议精神，该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就在川滇黔新苏区将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权付诸于实践，变成了现实，其历史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新创建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乌蒙山腹地的黔大毕根据地建立了八个区级苏维埃政权、九十余个村级苏维埃政权，扩红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大有燎原之势，又一次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蒋介石调集了十余万国民党军，多路围攻黔大毕根据地，欲一举摧毁而后快，红二六军团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在此，笔者认为引用毛泽东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写下的不朽诗篇《忆秦娥•娄山关》，来描写红二六军团此时的境况，是十分真切并具有现场感的：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

我深信，当年中央红军两夺娄山关、四渡赤水的战斗情形与革命精神，与红二、六创建黔大毕根据地、开展乌蒙山回旋战的战斗情形与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那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中，笔者实地考察了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的各个战场旧址，从鸭池河渡江战、黄家坝阻止战、将军山伏击战，到以则河、哲庄坝伏击战为代表的乌蒙山回旋战等，产生了对红二、六军团以乌蒙山为依托，开展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行为的新认识和新评价：即从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突破鸭池河，攻占黔西县城，在大方创建黔大毕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转战赫章、威宁及滇东等地，到3月29日占领盘县，并于次日离开贵州。红二、六军团这近两个月的战斗经历，其实就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大乌蒙山回旋战”，与传统的“乌蒙山回旋战”相比，其范围更大、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远。

“大乌蒙山回旋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6年2月2日红二、六军团突破鸭池河始，到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为止。在这一阶段，红二、六军团召开了重要的“黔西会议”；创建了黔大毕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进行了黄家坝阻止战、将军山伏击战等重要战役；并扩红5000，壮大了红军队伍。在这一阶段，红二六军团重要领导人夏曦在七星关不幸牺牲。

第二阶段，从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起，到3月30日红二、六军团离开贵州，进入云南为止。在这一阶段，红二、六军团召开了研究破敌之策的“野马川会议”，以乌蒙山主峰为核心、以滇东、黔西为战略迂回空间，进行了以则河、哲庄坝等伏击战，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时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在哲庄坝战斗中因负伤而失去了左臂。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指示，从盘县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强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军会合，即完成了“大乌蒙山回旋战”的战役任务，也结束了红二、六军团自1934年6月至1936年3月，历时近两年的战斗历程，并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红军万里长征胜利完成创造了重要条件，立下了赫赫功勋。

孙子兵法说：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考察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这是高明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能够胜利；不了解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二、六军团、包括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在贵州高原采取的军事一系列军事行动：从通道转兵、突破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乌蒙回旋直到巧渡金沙江等，用红色军事斗争实践印证了《孙子兵法.地形篇》所描述的种种情形，也是对喀斯特军事地质学价值的直接利用。

毛泽东主席以军事家的严谨思维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对喀斯特军事地质学地理屏障的作用作了最为深刻、生动、感人的总结与概括：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其实，喀斯特的军事地质学原理，只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历程中克敌制胜的外因条件。从本质上来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才是在峥嵘岁月的硝烟烽火中，透射百年铁血时空，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金子般闪光的党魂、军魂与高原魂，从而才能够不忘革命初心，肩负民族使命，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高举革命红旗，猎猎招展越过重重漫道雄关，走向举世瞩目的百年辉煌华诞！

（作者单位：108地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