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普通干部，在地质系统工作了34个年头。1984年，因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父亲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37年。

父亲出生于原四川省合川县(现为重庆市合川区)一个偏僻的农村，自幼跟着他的父母下田插秧打谷、割草放牛，吃过不少苦，练就了一副勤劳善良、刚强正直、忍辱负重的性格。父亲18岁那年去赶乡场时，看到乡场上贴有一张征召志愿军的告示，便背着家人报了名，直至穿上军装，家人才知道父亲的选择。

父亲在志愿军部队里担任的是汽车运输兵。父亲说，在朝鲜战场上，他驾驶的前苏联嘎斯牌货车，不但要给前线部队运送如粮食、枪弹之类的军需品，还要在战斗结束时，去运回我军阵亡的士兵遗体。父亲说，在朝鲜战场开车，需要一双视力极好的眼睛。因为在白天，尽管他们的军车都挂有绿色的伪装，但目标总是移动的，很容易被敌人的飞机发现而遭到轰炸。因此，他们的军车上前线时，大多都是在夜间。而夜间行车，更不能开车灯。因为战争，通往前线的路多半都是蜿蜒崎岖的山路，于是运输连的连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白天，派一个战士和当地熟悉山路的朝鲜老百姓沿途道路的边沿撒上石灰，晚上，父亲就驾驶着军车，盯着白色石灰的印迹慢慢地驶向前线阵地。平时白天一个小时的路程，夜间往往要开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

在运输连，父亲是一个班长，因此每次接到运输任务，父亲所驾驶的车总是走在最前面，所遇到的危险也是最多的。有一次深夜，在一条很窄的山路上，父亲为了绕开一个大石头，汽车差点翻下山去，幸好被一棵大树卡住，才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祸发生。还有一次，父亲所开的车在一个转弯处，前轮陷进了一个很大的弹坑，差点侧翻。他和他的战友们便借着夜色搬来石头和泥土把弹坑填平，汽车才又爬了上来。父亲说，那次真的是太危险了，因为他车上拉的是一车炮弹，如果侧翻，引爆了炮弹，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靠着良好的驾驶技术和一丝不苟的军人职责，一次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父亲被分配到四川华蓥山地质队工作，并且一直在钻探生产一线当钻工。父亲做事踏实，勤学苦练，不久就当上了钻探班长。那时，父亲已经与母亲结婚。父亲与母亲的认识，是父亲从朝鲜战场转业回到祖国内地后，在休整待分配期间认识的。那时，既无媒妁之言，也无彩礼相往，属于那种很简单的自由恋爱。一顿便饭，一包糖果，便是婚礼过程的全部。父亲说，在部队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礼节。其实现在看来，父亲当初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如果条件许可，也绝对不会那样寒酸的。

父亲一直在地质队工作，而母亲因1964年国家疏散城市闲散人口就去了农村。1968年，父亲所在的华蓥山地质队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成建制地调到贵州。也是这一年，父亲因一次工伤事故，右脚的两个脚趾被砸断，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单位便安排他做了行政工作。为了照顾父亲，母亲从四川来到了贵州，从此结束了父母间长期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生活。

父亲是个党性观念很强、又很正直的人。20世纪70年代，在大多数家庭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我的家庭又要困难许多。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没有居民粮食定量，因此每月都需要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当时，父亲在单位的行政科工作，掌管着几百号人粮油的供应权利。按说，他完全可以为没有户口也没有口粮的母亲弄到一些维持生计的粮食。但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总是原则性很强地将粮食一粒不剩地分给食堂，而我们一家三口除了他的定量之外，全靠买些包谷和洋芋来充饥。父亲说，就算我不是党员，凭着做人的良心，也不能克扣大家的粮食，不能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我参加了地质工作，家境略有好转，母亲的口粮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那时，父亲担任了一个地质分队的分队长，手上有了一些职权，诸如给某个职工调换个工种，或调动一下单位，是个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我在机场当了几年的钻工，却从未得到调换。父亲说，如果一个分队长的儿子都不愿意干钻探工作，我还有哪样理由去说服其他人安心钻探工作呢？

父亲除了对家人严格要求之外，自己也以身作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面旗帜。一次，当地一个村民为找父亲给他安排些民工活，特意提了只大公鸡，悄悄塞在父亲的办公桌下，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去了。父亲察觉后，当即追出门外，把那个村民叫了回来。父亲说，要是把鸡留在这里，我就交给职工食堂，活路还不一定给你安排，如果把鸡拿回去，有合适的活路还可以考虑你。弄得那个村民很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把公鸡抱了回去。后来，父亲考虑到那个村民的家境的确困难，还是在分队给他安排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民工活。

还有一次，一个民工来找父亲签字领取民工费时，进门就把一条当时还算比较高档的“乌江”牌香烟放到父亲的办公桌上。父亲什么话也没说，而是拿着民工的费用单仔细审查，结果发现了两笔开支过高的费用。父亲当即叫来施工队负责人，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在父亲的责问下，该负责人承认了虚开费用的事实。父亲让那人拿走香烟后，据实为那人签了应得的民工费。后来，这一事情在分队进行了通报处理，那个施工负责人也调离了岗位，再也没让他干与经济有关的工作。

受父亲刚直不阿、一生正气的影响，参加工作后，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后，我担任单位办公室主任职务时，也一如父亲一样，光明磊落办理，踏踏实实做人。一次单位搞队庆，经策划后，需将整个系列活动承包给一家有实力的公司来实施。外界得知这一信息后，前来联系承接该活动项目的公司络绎不绝。一天，一家个体老板在向我咨询了整个活动的计划后，便拿了方案去搞预算。我送走那人十来分钟后，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第一次与我见面很高兴，他们也很有信心承接这个活动的实施工程。末了还说，由于初次见面，他在我办公桌的边箱里留下了一个见面礼，望我笑纳。还说事成之后，另作感谢。我立即回到办公室，拉开边箱一看，里面果真放着一个信封，打开来，是一沓一万元的现金。我顿时明白了那人的用意，在向单位纪委书记汇报后，我马上拨通了他的电话，告诉他立刻来把这钱拿回去。如果执意留在这里，我就将它交到单位财务部门，作为单位的对外收入列账。听我这样一讲，那人很快便返回来了。在纪委书记的见证下，我把那个装有一万元的信封退给了他，并告诉他我们活动项目招标的原则和流程。那人听了，很受感动。

父亲一生简朴，生活中也没有更高的要求。父亲的个子在1.75米以上，常年间，一直喜欢穿那件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的卡中山装。父亲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就有些花白了，配上那件干净得体的中山装，在旁人、在我心中都觉得他很慈祥、庄重、伟岸。尽管那件中山装随着岁月的磨蚀，已经在袖口边、手腕上留下了好几个补丁，但从整体上，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

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为了驱寒，父亲也能喝一点酒。父亲的酒量不大，一顿至多不超过二两，并且几口下肚，脸色便绯红起来。父亲是那种一喝酒就上脸的人。父亲想喝酒的时候，往往是他从野外工地上转了一天回来，感觉很疲劳的时候，但也是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父亲会亲自掌勺，做出几样可口的菜肴，让我们家人共同分享。

父亲就是这样，一生堂堂正正、勤俭朴实，不论做人做事，都折射出一种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父亲在我心中，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永远也读不完、品不尽；也如一棵树，高风亮节而挺拔魁梧；更像一面旗，从始至终飘扬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激励我崇德喜善、乐观向上，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有利于社会的人。

（作者单位：115地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