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地质队的第二代，尤其是父母都是职工的家庭，大致都经历过一种骨肉分离，从小离开父母的经历。我们家三弟兄，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不到二岁时，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走了，送到远离地质队的异地他乡，送到我外公外婆家去了。

我当然知道，父母也是无奈，我家是双职工家庭，也就是说，父母都要工作，又是在地质队，那时的地质队，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艰苦，流动，是现在正在工作的第二代第三代地质工作者难以体验的，更是现在地质队的职工家属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艰苦不用说，单只说流动吧，就像打游击一样，那个家呀，说搬家就搬家，往往几个月就得搬一次家。地质队过的日子，真的就像战争年代的游击队那样，居无定所，四海为家，过着迁徙不定的流浪生活。地质队的人，来自天涯海角，五湖四海。我的父母，就分别来自不同地方，因工作走到了一起。先说父亲吧，他是正规的医士学校毕业的科班的医生，毕业时并没有分在地质队，而是先在小城的大医院上班，后来又分在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市的卫生局，工作环境好，生活也悠闲自在，遵义市的地区医院、市防役站等重要医疗机构的筹备建设工作他是参与者，如果不调离，在遵义医药卫生系统，那肯定是老资格。那个时候，地质队有些像天之骄子一样，十分受人追捧，地质队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兵，国家号召各个行业要支持他们，这么一来，父亲就被借调去支援地质队，这一借，不仅从此就与地质工作结缘，而且就在地质队干了一辈子，直到最终在地质队退休。母亲则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西南地质局在重庆大学开办绘图培训班，母亲从重庆一所女子中学毕业后，直接报名参加培训，结业了就直接分到地质系统工作，直接到了贵州，在黔西北的高原上随地质队转战黔山贵水，从事地质绘图工作，直到三十多年后以绘图工程师的身份退休。我父亲和母亲原来并不在一个地质队工作，那时候贵州省内的地质队正在为水城一带的铁矿和煤矿会战，不久，父亲所在的503地质队调到黔西北，与母亲的509地质队合并成一个地质队，这样，他们成了同事，再后来，他们走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大哥出世两年后，我也来到这个世界。

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两者难以兼顾，却又必须兼顾。母亲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她是从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通过自己付出过人的努力，一路通过读书才有机会出来工作的。现实是无情的，要工作，孩子就不能留在身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托人带，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对于母亲，只能忍痛割爱，因最早的地质队，规定子女不准随队，工作是第一，那个年代，地质队就像是部队一样，大家都热火朝天、快马加鞭的干事，先工作，后生活，生活上的事，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辞职当专职家属的也大有人在。但是母亲是绝对不会这样选择的。唯一有的选择，就是请保母。好在那时候，地质队的待遇高呀，父母都在地质队工作，请保姆的能力还是有的。于是就请了一个保母，一个来自山东的农村妇女，随队的家属，非常善良能干的一位年轻保姆。这位像我的代替我的母亲带着我的保姆，一直带着大哥和我，把我带到两岁时，保母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孩，要带自己的小孩。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受到开除留用的严厉处分，家里的经济条件一下子困难多了。不得已，这才想到把我送到外公外婆家（当时大哥已经三岁多了已经可以送单位的托儿所了）。

外公外婆在大城市，但却不是城里人，他们住在重庆的乡下。这是1961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处处在过粮食困难关，没有吃的，大家都营养不良，我尤其突出，从小体弱多病，三岁了不能站立，不会走路，到是会说话了，爸爸妈妈说，整天听到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打饭吃，打饭吃。

母亲抱着我，从地质队的野外分队出发，一路马车，牛车，汽车，最后还坐上了刚刚通车不久的火车，终于到她的老家了。走出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母亲背着我穿过牛角沱，渡过嘉陵江，往重庆乡下去，在一个叫做松树桥地方，离开大道，踏上乡村的石板路，这是她十分熟悉的路，当年她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出老家，到城里去读书，又到更远的贵州的地质队去工作。母亲背着我爬上了一座叫做大龙山的山垭口，外公外婆，还有我乡亲的弟弟妹妹们，在垭口的一颗黄桷树下等着，那儿可以看到得我外公外婆的家，掩映在桉树和竹林间的一栋黄泥巴土墙的老屋。母亲就在那儿把我交给了她的母亲和父亲-——我的外公外婆。那个有一棵大得几个人都抱不扰来的黄桷树的山垭口，成了我对重庆老家定格了的最深刻的记忆。

这些事都是事后听外公外婆和姨妈舅舅们说的，母亲很少提这段往事，她对于把我送到老家去寄养的这段经历，有一种难以言述的痛楚。这是她那一代地质人差不多共同有的记忆。

（作者单位：102地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