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又名钻石，因其无比的硬度和璀璨夺目的光泽，从而成为宝石之王和权力的象征。世界上最大的一颗金刚石-库利南，至今仍镶嵌在英王的皇冠之上。大型金刚石矿的发现，常常改变一方的命运，如非洲的博兹瓦纳，原为一落后的牧业国，70年代因欧拉帕矿床的发现，一跃而成为一小康之国。金刚石因其无比的硬度，又是高精尖技术中不可或缺的切削工具，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金刚石，我们的“嫦娥”奔月，将成为真正的神话。

贵州省原本并无产金刚石的任何信息。50年代早期，湖南在寻找洞庭湖区金刚石砂矿的来源时，将目标圈定入贵州境内后，我省的金刚石找矿就此正式开始的。

1958年贵州组建金刚石找矿专业队101地质队，开始采用取河流砂砾大样的方法，于黔东南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朔源追索。沿途均发现零星金刚石，但一直追索至两江源头，却未发现任何原生矿的迹象，找矿工作曾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1964年，已故的中科院地化所所长李璞教授，从前苏联著名的雅库特金刚石原生矿带回了先进的找矿方法——放弃取河流砂砾大样直接找金刚石的少慢差费落后找矿方法，改为用工作量小得多的重砂法找比金刚石高几个数量级的金刚石伴生矿物（又称金刚石指示矿物）——含铬镁铝榴石——间接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的方法。

采用这一方法，首先必须确定的是，贵州是否有含铬镁铝榴石存在。1964年秋，我们复查了清水江干流上原来发现金刚石相对较多、颗粒相对较大的施洞口地区的副样，不料鉴定员周大兴同志很快便从一件砂矿副样中发现一粒这一矿物，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于是，队党委随即作出尽快缩小找矿范围的决定，力争来年找到这粒含铬镁铝榴石的来源。

然而施洞口以上的流域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要确定这一颗含铬镁铝榴石来自何处并非易事。为尽快打开局面，大队决定立即派人前往施洞口以上清水江各支流取控制大样，搞清它来自哪一支流，以缩小找矿范围。

当时正置隆冬季节，地质健儿们不畏严寒，以舒培光同志为首的取样小组立即从凯里出发，乘木船顺水而下，来到施洞口上源清水江第一条支流——新寨屯支流取样。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旗开得胜，很快便在该支流近出口处，于一体积5立方米的重砂大样中找到一颗含铬镁铝榴石。这一结果一下子将找矿范围缩小到数十平方公里。人们为此欣喜若狂。

随即大队编制了来年的找矿工作计划，决定组成三个普查组，采用大、中、小样相结合的重砂取样法围歼新寨屯支流，并于春寒料峭之初春立即出发开始工作。在三个组集中于新寨屯支流口技术练兵的时候，又发现几粒含铬镁铝榴石。

可是眼前存在一个问题，这里在地质上以一北东东向断层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质单元：发现含铬镁铝榴石的地方，附近全为震旦系南沱冰碛层，系几亿年前冰河时期的冰川堆积物，其物质成分极其复杂，要弄清其物质来源几乎不可能。此矿物一旦来自其中，结果可想而知。溪流的上方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质单元，几乎全由单一的中上寒武统碳酸盐地层构成，其物质成分单一，地层本身不可能含有此种矿物。一旦区内发现了它，便可肯定上源有含此种指示矿物的岩体存在，如果其中还含有金刚石，那就是我们要找的金刚石原生矿了。

我所在的普查组有幸承担了后一地区取样的任务。我组的第一个取样点位于龙塘寨一石拱桥下，编号61。第一天，我们一无所得，颇让大家有些失望。第二天一整天几乎也是如此。直至傍晚时分，工人们都纷纷返回住地，现场只剩我和重砂工汤焕荣师傅两人留下来处理最后一盆砂样。当样品即将处理完毕时，汤师傅在观察盆底富集的重砂时，他用镊子从淘盆中夹出一粒砂粒对我说：“盛兄（我名字盛学庸的谐音），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将那粒砂粒放在我的手心里。我随即掏出放大镜仔细观看。因为颗粒太小，天色又已近黄昏，光线暗淡，只能看出它呈紫红色，与含铬镁铝榴石相似，但不能加以肯定。

这期间，党委发出号召，要求岩矿鉴定员走出实验室，到野外第一线支持找矿工作。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住地，一座叫做龙塘的苗寨。

我小心翼翼地用纸将那一颗砂粒包好，飞快地跑回住地。此时大家正在吃晚饭，听我说可能有所发现，两位鉴定员随即放下饭碗，很快地做好了鉴定准备工作。工人同志们一个个也端着饭碗围了过来。

鉴定工作分两步，首先在显微镜下测定矿物的折光率，如果结果落在1.732——1.769范围，就肯定是镁铝石榴石，但是否为含铬镁铝榴石，还需确通过微化分析确定其是否含铬。

第一步由蔡明统同志负责，他先将那粒矿物放在双目镜下进行观察。只见地来回升降镜筒，突然间，他把左手一举，大声地叫了一声“好！”，人们都吃惊地看着他问道”甚么？！”。我急忙说道：“别着急，看下一步！”。于是开始微化分析 ，如果最后的溶液呈玫瑰红色，表明该矿物含铬，将是含铬镁铝榴石无疑。这一步由刘鸿吉同志来完成。他先将那粒矿物研碎，开始进行微化分析。人们屏息住呼吸看着他操作。当他最后将一滴二笨氨基尿试剂滴入盛有无色矿物溶剂的容器后，整个溶剂瞬间变成了鲜艳的玫瑰红色。全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欢呼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取样点向沙砾层之下深入，结果大量的含铬镁铝榴石出现了。这一信息告诉我们，支流的上源一定存在其来源，极有可能就是金刚石原生矿。这一发现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

这时，队党委及时作出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决定，改变三个组分片作战的原计划，集中兵力于这长度不足5公里的同一支流进行追击，以加快找矿步伐。

向上追索的结果是指示矿物越来越多，前景可喜。然而金刚石与其伴生矿物并非必然同时存在，世界上也有只含伴生矿物，而不含金刚石的岩体。下一步能否找到金刚石才是关键。

我组在该支干流上游的大塘哨取的第三个大样中，同样有大量含铬镁铝榴石出现。第二天下午，重砂工罗运江师傅在观察淘盆中富集的重矿物时，突然发现一颗芝麻大小的无色透明颗粒。他以前是搞金刚石选矿的，对金刚石颇具感性认识。于是便对我说“快来看这是不是金刚石！”。听他这样一说，我一时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要知道，果真是金刚石，那就意味着金刚石原生矿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这怎能让人不激动！

这时，鉴定组的同志已超前搬至支流上游的苗寨——马坪。我迫不及待地用纸将其包好，快步向马坪跑去。听说这一消息，刘鸿吉同志飞快地支起了显微镜开始观察，随即便叫了起来“金刚石！金刚石！没问题！没问题！”我便急忙楱了过去对着镜头往下看，我的天！金刚石！毫无疑问是金刚石！这就意味着上源不远处一定有金刚石原生矿存在，胜利在望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队和上级部门，人们纷纷涌入了这一偏僻的荒野，来加强我们的野外工作。大家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工作，希望尽快地找出我国的第一个金刚石原生矿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贡献。

发现这粒金刚石的地方已近支流源头。第一组继续向源头区取样，已不再有含铬镁铝榴石和金刚石出现。这说明物质来源就在这有与无之间了。然而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工作却无明显进展，失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一天，前来支援的第三组，突然在这有、无之间的一条不起眼的名为深冲的小冲沟口南坡脚的一件坡积物小样中，不仅发现大量含铬镁铝榴石，而且还找到两颗金刚石。这可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好消息，它说明我们的目的物就在南面的斜坡上，胜利在即。随即朝坡上取样，结果一样。于是群情激奋，不分干部和工人，自发地拿起工具开始挖掘槽探，直接寻找物质来源——预想中的原生矿矿体。从坡脚到山顶平距不过百米，很快，一条长数十米的探槽便挖了出来。然而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槽中所见，除断续见到一些白云岩露头外，就是黄色的黏土。只是部分黏土中见到有些蚕豆大小的绿色的板块，但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们再一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七月一日近中午时分，三组的地质员柏至善同志朝着住地跑来，大声地吼道：“好消息！好消息！”。原来是他在作探槽素描图时，无意间从那种绿色斑块中掰出了玫瑰红色的含铬镁铝榴石晶体来。后来，经进一步研究，终于查明这种绿色斑块原来是含铬镁铝榴石的蚀变产物，而黄色黏土则是金刚石原生矿母岩的风化产物。我国的第一个金刚石原生矿就这样被找到了。因为当天碰巧是党的生日，便将当地命名为“七一地区”，而所发现的岩体则被命名为“东方一号”。

“东方一号”的发现在国内外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山东、辽宁随即采用同一方法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找矿的突破，两处都找到了具一定规模的金刚石原生矿工业矿床。我们的找矿事迹也被贵州省话剧团编写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在省内公开上演。美蒋敌特得知大陆发现了“东方一号”，但却不知其为何物，而在我东南沿海探听。

贵州金刚石原生矿的发现还有其重要的地质意义：传统观念认为，金刚石原生矿只产于太古代古老稳定地台区（A型克拉通），如南非、北美和西伯利亚等地。而贵州所在的扬子地台（P型克拉通）却相对年轻一些，稳定性也不如前者。因此，贵州找到金刚石原生矿的事实改写了传统的找矿观念——相对年轻，且稳定性稍差的地台区也能找到金刚石原生矿。这一结论后来也得到澳大利亚在西澳阿尔盖地区元古代造山带（T型克拉通）内找到大型金刚石原生矿的事例的应证。

可是，经过详细勘查证实，我们所找到的矿体已经遭到较深的侵蚀，所剩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一巨大的遗憾。

然而，近年来，在黔东某地，当地农民在淘金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粒大质优的金刚石，构成一金刚石浓集异常。其后所作的地质工作，又在这金刚石异常的上方不远处，圈出了成群的其它伴生矿物异常来。这引起了我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在认真收集和整理了相关的地质资料后，我得出结论：该区肯定有一规模可观，质量上乘的金刚石原生矿存在。它正等待我们年轻一代地质工作者去揭开其面纱。

（作者单位：实验室）